阿改：科技带给艺术的无限可能 | 《腾云》63期精选

现代科技和流行文化的跨界融合，早已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“艺术”标准。如今，一种 “与时俱进”的艺术门类——新媒体艺术应运而生。这个概念不仅让传统艺术评论家捉襟见肘，更让很多普通公众“摸不着头脑”。那么，新媒体艺术究竟是什么？这个新兴艺术门类的现状和未来如何？科技的发展又对当代艺术产生了怎样颠覆性的影响？“文化馆”创办人鲍栋、陈友桐，象外艺术创始人、主编阿改就当代新媒体艺术的这个话题展开了一次深入的对话。

觉得微信朋友圈有点无聊了，而新的东西还没有出来，艺术能做点什么？策展人鲍栋和艺术家陈友桐因此发起了“文化馆”——一个在微信手机上就能看的当代艺术新媒体平台。

阿改

象外艺术创始人、主编

对于国内的新媒体艺术家来说，一个难堪的窘境在于，即便新媒体艺术从诞生至今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，这一艺术门类对中国观众而言仍属陌生。大部分的艺术圈外人士固然多少了解绘画（国画和油画，或许还包括制作和复制性较强的版画）、雕塑、摄影，以及彼此的区别，对此外的装置、行为、影像、观念艺术、大地艺术等基本上就“不求甚解”了—— 遑论更为“与时俱进”的新媒体艺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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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新媒体艺术？

按照并不严格的定义，新媒体艺术（new media art）属于当代艺术之一种，指的是那些侧重利用现代科技和新媒体形式来表现主题的艺术作品，其中包括：数码艺术（digital art）、电脑图绘艺术（computer graphics）、电脑动画（computer animation）、虚拟艺术（virtual art）、网络艺术（internet art）、互动型艺术（interactive art）、电子游戏艺术（video game）、电脑机械艺术（computer robotics）、3D打印艺术（3D printing）以及利用和应用生物科技的艺术（art as biotechnology）。

这些分类，从字面上已经一目了然， 无需专门解释。不过有一点需要额外指出：与传统的艺术门类相比，新媒体艺术除了自带“科技”属性，也常常具有时间性 —— 按照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定义，它们是“time based media”，即时间成为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传统的绘画和摄影、雕塑和装置，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二维和三维作品，但新媒体艺术则将“时间”这个维度引入作品，观看者需要在“时间”中观看、体验甚至参与作品（例如以互动的方式），这是最大的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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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推动的新媒体艺术

纵观艺术史，科技一直以来都对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。透视学和几何学的进步催生了文艺复兴时期栩栩如生的绘画，矿物和油料的提纯影响了北欧油画风格，管状颜料的出现和艺术对光学物理的应用促成了印象派的诞生，到了现代，电影、电视、电脑以及互联网的流行、发展，也让新媒体艺术不断地突破自身的界限，进化为无法被简单定义的艺术门类。

早在上世纪70年代，欧美国家就已出现了以新技术和艺术思潮结合的实验性电视节目，第一代录像艺术大师、“视频艺术之父”白南准（韩裔美籍）在1973年与工程师合作开发的同步混像器，在今天已经成为电视编辑的基本功能之一。到了80年代，录像艺术成为与架上绘画、装置艺术并驾齐驱的主要艺术媒介。90年代后，互联网这一新事物踏足中国大地，国内艺术家们响应国际潮流，开始出现本土化的新媒体艺术萌芽，并发展壮大至今。它们更新迭代的速度，对传统意义上“艺术”标准的颠覆，以及与科技和流行文化的跨界融合，都让传统艺术评论体系捉襟见肘，更是让普通公众“摸不着头脑”。

由于诸多原因，国内的新媒体艺术是并不多见的，比如专门从事新媒体艺术推广和收藏的画廊机构较少，而版权限制也导致新媒体艺术不太可能直接为网民所共享，这些都进一步造成新媒体艺术在现实层面上仍属于“边缘”或“小众”的范畴。不过，有一个案例却属于意外：“文化馆”—— 一个在手机微信上就能看的新媒体艺术公众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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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用微信看的新媒体艺术

“文化馆”是由策展人鲍栋和艺术家陈友桐发起、组建，“两眼抹黑”出品的一个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机动性艺术机构，“是一个在线的现场，也是一种不断转换方向的实践”。

鲍栋

鲍栋是中国新一代活跃的艺术评论家与独立策展人。1979年生于安徽，2006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艺术史系，现工作生活在北京。从2005年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界至今，他的评论文章广泛见于国内外艺术期刊、批评文集以及艺术家专著。2014年，他荣获亚洲文化协会(ACC)艺术奖助金；同年成为国际独立策展人协会（ICI)独立视野策展奖候选人。2016年他获得了“Yishu中国当代艺评和策展奖”。

陈友桐

1981年生于广东澄海，工作生活于北京、广州。“艺术家的电影”创始人；"文化馆”线上艺术机构创始人、总监；“内耳”独立苜乐平台创始人、总监；"内耳音乐节"创始人、策划。

按照鲍栋和陈友桐的说法，他们更多地把自己当成“文化实践者”，而非单一的策展人或艺术家。所谓“文化实践者”，就是要在现实中保持在场的实践状态，“就像农民耕田，遇到害虫要怎么处理，遇到新情况要怎么做，就是强调用新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”。

两位创始人自言，“文化馆”的组建有两个背景：一个是社交网络大背景。 “我们做的时候，觉得微信朋友圈有点无聊了，而新的东西还没有出来”；第二个是艺术圈小背景。“2008年以来，中国艺术圈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画廊、美术馆、博览会的制度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觉得应该给艺术家一个新的艺术实践的方向，或者给他们提供一个突破束缚、进行创造的条件。”

自2016年上线以来，“文化馆”已发送了50多期新媒体艺术作品或在线艺术项目。“参展”的作品既有来自具有多媒体、影像创作经验，甚至有编程能力的艺术家，也有借“文化馆”自身的技术团队而将作品转化为新媒体艺术的，甚至还有实时的在线项目 —— 2017年春晚，有100个艺术家参与了“文化馆”版春晚的“演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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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实验性”将成为艺术的发展方向

与静态观看的影像艺术不同，“文化馆”里的很多作品由于自带较强的互动性、游戏性以及分享性，从而具有很强的传播优势。例如，吴俊勇创作的“飞跃五指山”游戏，读者需要快速点击如来佛一张一合的手掌，以便让孙悟空在最短时间内逃脱，每一个读者创造的成绩将会形成排名；意在讨论“站队问题”的艺术家于瀛则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问卷游戏，让读者在“马奈还是莫奈”、“古元还是林风眠” 、“王式廓还是陈丹青”等问题中进行选择，最终确定“我们是不是朋友”。类似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，但如前所述，它们的好玩之处、激发观众思考的地方，显然无法通过文字来描述。

今天的艺术发展，可能已无法用“传统VS前卫”这一框架来简单讨论，“实验性”将成为艺术的主流方向之一。随着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以及诸多领域科技创新的出现，试图把握当下的艺术家，将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入科技发展的潮流。可以想见，在不远的未来，新媒体艺术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，成为人借助艺术思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、反观人的本性的一面镜子。

2017年11月21日，“腾云下午茶”邀请了“文化馆”的两位创办人鲍栋和陈友桐，分享新媒体艺术的现状和发展。以下为我对鲍栋的访谈。

对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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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改:

国内的媒体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现在是什么状况？

鲍栋：

我们现在称之为“媒体艺术”的东西，在上世纪90年代是叫“新媒体艺术”。那时互联网刚刚开始，当时有一个叫“CDROOM艺术”的，就是“光驱艺术”，但因为技术的发展以及民用化、商用化，这个种类很快就无法再分类了，干脆起一个词叫“新媒体”，以区别于传统的绘画、雕塑、摄影等。

国际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就已经有比较新科技的东西，比如跟生物工程相关的艺术。现在看来最早的一批人都非常有实验性，比如澳大利亚有艺术家在80年代就开始做“人物器官艺术”，在自己的手上种耳朵，在网上很红；还有人做整容的艺术 —— 不过他们并不是做现在的“整容脸”，到后来这种“整容艺术”就变成年轻人某种极端的生活方式了，比如在瞳孔里注入颜色永远改变眼睛的颜色，等等。

美国的MoMA每年都有关于这个类型的艺术的研究和展览，他们甚至把电子游戏也作为艺术品去收藏，包括当年的录像带、软盘，等等。

中国的媒体艺术比国外要晚得多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开始出现一些艺术家用新的媒介手段来做艺术，最早是用录像带，后来是DV，再后来是用电脑。国内做得比较早的是张培力，他是中国美院新媒体艺术中心的创办人，后来这个中心发展成跨媒体艺术学院了。

这几年大家越来越不喜欢谈“新媒体艺术”，因为现在“新”变成常态，所以大家习惯叫“媒体艺术”，把摄影以后的艺术都包括进来，而且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学科，学的人还是比较多，后劲很大。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：中国的美术学院以文科为主。我建议他们应该学习编程，同时文史哲肯定得要兼顾，起码得有涉猎。中国现在感觉是美术生在搞新媒体，真正能写程序的人不多。

▲与静态观看的摄像艺术不同，新媒体艺术自带较强的互动性、游戏性以及分享性。

阿改:

知识结构单薄或贫乏不仅是美术学院的问题，综合院校也是一样。说回媒体艺术，比如“文化馆”，参与创作的艺术家，自己会认为这些东西其实只是游戏性质的吗？

鲍栋：

我们一开始做“文化馆”，一方面是针对朋友圈乃至中国的网络社交越来越乏力的状态；另一方面是针对艺术圈越来越乏力的状态。今天，艺术圈的展览，成功或轰动与否，最后表现出来的就是朋友圈刷屏时间的长短。一切东西都被平面化了。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在微信朋友圈实现这些作品呢？

今天的中国社会，起码有8亿人在微信上社交，微信就是社会本身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不希望在“文化馆”上的创作变成职业创作，比如考虑艺术圈内专业人士怎么看、画廊老板怎么看、艺术市场怎么看，等等。我们宁愿让他们摆脱那种白领上班族的状态 —— 就给你一个平台，同时给你技术支持，帮你实现你的想法。

阿改:

我倒是觉得“文化馆”上的作品那种“LowFi”的属性很有意思，看起来很粗糙，但是有生命力。今天的手机和手机网络社交，很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内被更新的媒介取代，那时候回头来看现在的新媒体艺术，可能就像我们今天回头去看当年的《魂斗罗》游戏一样。包括微信本身，它已经被博物馆收藏了，成为当代艺术史的一部分。不过说到国外的媒体艺术家，他们创作媒体艺术，这个风潮跟杜尚有关系吗？

鲍栋：

有重合的部分，但基本上是并行发展的线索。杜尚是从传统绘画出身，后来把达达的精神变成了实验艺术。他不讲究媒介新不新，而讲究脑子灵活不灵活，某一样东西是不是艺术，取决于它放在什么地方，用什么标准体系去评价。

媒体艺术最早是从电影，包括达达的那些照片拼贴开始的。新媒体艺术是现代技术的产物，开始得很早，但大家真正去讨论它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。当时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限，所以，像概念艺术出现之后，艺术就完全变成一个哲学问题。什么是艺术？最后的结论是：只要是物品就是艺术。所以没有办法搞了，就开始有新的点（当然，比如说绘画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）。各种媒体、新媒体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而诞生，包括很多流行乐队开始用电子乐，甚至古典音乐的演出录音也使用数字录制了。

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对世界的冲击太大了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有一场比较大的艺术运动，比如出现了“赛博宣言”，认为网络不光是媒介，而是一个新世界，强调基本的分享精神，包括彻底的开源。中国的网络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现一波热潮，是Flash动画，吴俊勇就是那波艺术家当中的一个。

阿改:

怎么看国际上目前比较火的几个艺术家团体，埃列亚松、TeamLab，包括英国的赫斯维克？

鲍栋：

合作是现代社会基本的状态，现代化大生产要分工合作，不可能是一个匠人的状态。一个画家可以自己画画，一个雕塑家可以自己做雕塑，但是电影工作者无法自己一个人拍电影，必须要有团队。这种合作是被动的，而且很多时候这种合作被隐藏起来了，比如说今天的画家自己也无法生产颜料，而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颜料都是自己磨的，至少是助手磨的，磨完之后才能画。管状颜料出现后，可以把颜料带到野外去画风景了，这才出现了印象派。

另一种是主动的方式，比如一个做装置的艺术家，材料都做好了，由工人去组装，把审美的权利交给工人，这样会形成工人自己的趣味在里面。还有一些艺术家小组，几个人互相合作，有的人动脑子，有的人视觉的能力很强，有的人后台软件的能力很强，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合作方式。

▲合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状态，TeamLab就是一个由各领域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跨领域的超技术专家团队。

阿改:

不管是媒体艺术家还是宽泛意义上的艺术家群体，对于未来的商业社会和人类整个社会的进展，现在还能起到什么作用？以及艺术家是否自己有意愿去起这样的作用？

鲍栋：

这个问题很大。今天要说如何重建一个未来图景的雄心壮志，在中国肯定不是艺术家的问题，每个人都有责任。目前要说社会往哪个方向走？不知道，还是只能一步步来，摸着石头过河，这里面实用主义是对的；但是技术上又有狂想文化。我觉得可能性很多，比如科幻小说一方面是文学，但另一方面里面的很多东西已经实现了。艺术，包括文学，一直是建构世界观的方式之一。艺术一直是作为一种我们把握未知经验的途径，是很重要的途径，典型的就是科幻小说里面大量的未知的东西，实际大部分都超出想象之外实现了。

不过，如果狭义地来说，我觉得现在的艺术圈，不光中国，整个世界艺术圈的活力都不大。今天艺术最大的障碍是艺术家把自己当成艺术家，在艺术的保护壳里生活，跟实际的问题、真正的切肤感觉经验是有距离的。艺术避免了很多真正的问题，保护了自己的同时也使自己没有获得更多的营养，特别是没有跟社会和现实的直接碰撞。今天的艺术在这个叫做“艺术”的保护壳中，再疯狂也是艺术，自杀是艺术，也不惊悚了。反过来在艺术圈之外，特别是互联网，真正在技术上实现了个人自由。所以文化一直在底层创新，特别是在一些后发国家，中国、印度、巴西，包括俄罗斯，民间特别活跃，典型的是中国的直播，可以做得这么有趣，这么火，不管是用批判还是其他的眼光去看，这都是一种活力的体现。这个是挺好玩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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丨本期主要内容丨

□ 曹建峰 算法并不必然公平但应该朝向公平

□ 王新锐、罗为 算法监管路径选择与原则思考

□ 余盛峰 AI会把人类变成中世纪被审判的老鼠吗？

□ 刘朝 回归中国现实看中国人工智能的法律

□ 阿改  技术带给艺术的可能

□ 汪丁丁 公共政策与群体创新能力

□ 张吉豫 打破人工智能算法黑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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